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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作品◆

与幼小者(有岛武郎)、蝴蝶的芳踪 (北村透谷)、战斗的人道主义(大江健三郎)、暖雨(岛崎藤村)、丝绸之路(井上靖)、论友情(池田大作)、相模滩的落日(德富芦花)

野 鹁 鸽 〔2007年06月04日掲載〕

作家 | 志贺直哉


  我喜欢野鹁鸽的形象,也喜欢听它特别粗壮的叫声。在世田谷新町住家时听到过,有几次去大仁温泉时也常常听到。它们总是成对地飞。现在住的热海大洞台山庄地势很高,常常见到一对野鹁鸽飞过齐眼高的空中,已经看得很熟了。

  这年春天,是猪季的最后一天,住在吉汲锻冶屋的福田兰童君,肩上扛着猪枪跑来,说是刚打鸟回来,拿几只竹鸡、野鹤鸽和白头翁送给我们,战后还没吃过这些野禽,得了这礼物很高兴。

  “再去打几只来吧。”他说了。我便提议:
  “还是一起上热海打野鸭去吧。”

  福田君是打鸟、钓鱼、捕鲍鱼的高手,又打得一后好麻雀,我们常常输给他。去打野鸭,那意思也是上热海去看广律和郎君,福田很高兴,马上同意了。
“下班公路车几点钟?”问了班车的时间。
“还有半小时,你先难备一下,我还可以去打一回鸟。”他说着,便把脚上的皮鞋换上水袜子,上后山去了。

  约过了二十分钟,福田君回来了。我并没有听到枪声,以为他没有打到鸟,可是却带来了野鹁鸽、白头翁和黄道眉,鸟身上还带着体温,这是二十分钟内的收获。
我准备好了,等福田又把水袜子换了皮鞋,便一起下山,搭班车到热海去。

  第二天,我发现空中那对野鹁鸽,只有一只在飞了。飞的样子也慌慌张张的,隔一段路,后面另有一只拚命赶上来。每天看惯了的,现在成了一只,一天中总有好几次在我眼前飞来飞去。那时我对一起吃了的竹鸡和白头翁倒不以为意,就是对福田君从别处打来的野鹁鸽也没有介意,可是,几个月来天天看惯的野鹁鸽,现在成了独自飞行,心里很不好受。打鸟的不是我,可是吃的是我,总觉得心里不安。
  又过了几个月,我看见又有一对在飞,以为那野鹁鸽已找到了新对象,重新结婚了,觉得有点高兴。可是不对,这对是新搬来的,从前那只,依然孤零零地在飞。这情况一直继续到今天。

  近来,又到猪季了。住在邻近的一位熟人,养着两头血统名贵的英国种赛特猎狗,常见他穿着猪装在近处出人。那猎狗虽挺厉害,可是狗主人打鸟的手段,倒是可以使鸟儿放心的。可怕的是那位穿水袜子的福田兰童君,四五天前,他又来了。
我对他说:“今年你可别再打了吧。”

  “你是这样挂在心上么?那我把剩下的那只也替你收拾了吧。”

  他笑着说了。对于鸟儿,他就是这样可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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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贺直哉:
志贺直哉人称日本“小说之神”。 “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1883年2月20日生于宫城县,1971年10月21日去世。 曾与友人合办传阅杂志《望野》,并写下了《一个早晨》、《到网走去》等短篇小说。1910年4月,与武者小路实笃和有岛武郎等人创办同人杂志《白桦》,《到网走去》在创刊号上刊载。继之,发表的优秀作品有短篇小说《清兵卫和葫芦》、《范氏犯罪》等。其后由于辗转迁居和自我省察,辍笔数年。1917年先后发表《佐佐木的场合》、《在城崎》、《好人物夫妇》、《赤西蛎太》和《和解》等名篇,其中《在城崎》被誉为日本近代心境小说之代表作,《和解》则以表现作者与父亲的冲突及其和解过程为题材。从1921~1937年间,作者花费许多精力写作平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暗夜行路》。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时任谦作关于出生秘密、妻子过失等烦恼的描写,象征性地表现了作者本人自我成长的曲折过程,被认为是志贺文学的高峰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保持沉默态度。战后发表的小说有《灰色的月亮》和《白线》等。志贺的作品大多从身边取材,以观察细腻、描写精确为特色。



国木田独步诗二首 〔2007年06月1日掲載〕

作家 | 国木田独步

紫 花 地 丁

受春霞的诱惑,
你百无聊赖地开满山坡。
紫花地丁哟,你若有情,
就请作我的媒妁。
当那爱你柔美之色的
摘了你饰于发上归去的
姑娘哟,今天若再来,
“有人倾心于你。”
就这样悄悄对她说。
        (《独步吟》)

自 由 存 山 林

自由存山林。
每吟此句我的心潮涌。
啊!自由存山林,
我为何离弃山林。

虚荣引我走上都市之途,
十年日月在尘土中消遁。
抬头远望自由之乡,
已在云山千里之外浮沉。

拭目望天外,
远方朝阳冰雪峰。
啊!自由存山林,
每吟此句我的心潮涌。

我心中的故乡何在?
我本是那山林的儿孙。
回首千里江山,
看我自由之乡正在云底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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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木田独步:
(187l—1908),近代前期小说家、抒情诗人, 千叶县生,山口县长大。一生写有几十篇短篇小说和大量诗歌、评论、书简、日记等,其主要成就是小说创作。有诗集 《独步吟》(1897)、抒情诗文《武藏野》(1901)、小说集 《独步集》(1905)等。其诗歌具有平易、朴素的风格。



战斗的人道主义〔2007年05月20日掲載〕

作家 | 大江健三郎

 世界也许已经到了恐怕难以收拾的地步。既然无法从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复意识,那么,世界就的确无可救药了。所有的人道主义之中,都有脆弱这一要素。它是对于一切狂信主义一概嫌弃,清浊并饮的性格,以及趋向于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以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因为它那本来具有的温厚。这样,在某种场合,对于人道主义本身就能成为致命的东西。今天对于我们极为必要的也许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检讨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难道欧洲的人道主义再也不能使它获得更生,为它的原则夺回战斗力了么?如果不能自觉,不能使它恢复生命力,为战斗而作好准备,那时候,人道主义必然灭亡,与此同时,欧洲大概也要灭亡吧。那时欧洲这个名称,已经不过仅仅是地理学上历史学上的表现而已。那样,我们就得从今天开始立即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寻求避难所,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么?

 我对于企求生活于战后新生活之中的渡边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欢低声说话——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而是他翻译的文章所表现的,因为,我感到这里的的确确寄托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说,渡边其人的中心思想还是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怀有最后的希望。

 渡边一夫这种姿态如果和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态加在一起,我以为那才是今天核状况的时代之下,我们必须和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之中,核武器战争之后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幸存于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头脑最简单的乐观主义者们还有。覆盖全世界的核权力统率部证明了这帮人的存在,而且我国的外交政策却是支持他们的,扩充军备的政治家掌握政权,对此给予赞赏的文化人不在少数。

 深深忧虑有朝一日出现核冬季把整个地球冻住的人现在还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悲观主义者。参加美国八大学足球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里,投票赞成大学里该预备核爆炸之后自杀用的毒药的学生们,一定当作悲观主义者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核政策却给与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可见,这些悲观主义者们正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正因为是核时代,才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时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复书简里对渡边一夫说:“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这个会上说,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更希望青年们许许多多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我的讲演,所以没有时间谈到渡边、中野这两位思想家与核状况在现象方面的直接联系。我想作为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的报告之一,应该把它写在这里。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状况之下,把新的扩军用于裁军谈判的条件这一有冒险性的危险上,任何谈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经重复写过,除非从乔治·凯南起,凡是真心忧虑今天核状况,有多年来身居负责岗位,有经验有思考的有识之士们提出提案时,首先是核保有国主动地开核裁军会议,以此为立足点,召开一次本质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军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会上本来想说,但是担心有损于那个团聚气氛而没有说,但明年想公之于众的想法。重复地说,我对于托姆逊、凯南以及凯利,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都有深刻印象。尽管凯南总是自觉地以基督教徒为立足之点而发言,最近他的谈论中还不习惯“战斗的”这个词,但他毕竟是个温厚的人。

 他们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正如曼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样,毕竟通过苛酷的现实经验,特别是经过了反对把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给吞食下去的锻炼。谈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经历的巴金的《随感录》、《真话集》无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东京的讲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观主义文学,这位老大家憎恶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他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对自己充满苦涩的自我批判的书,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虑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它和中野重治所说的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是表里一致的。只要从日本人这方面来看今天的核状况,我一直在想,我们自己把自己无条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观主义的俘虏。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医学家对我说,你没有因为悲观主义而自杀,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强健的肉体的力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的确如朋友所说那么强壮,没有麻烦他们当医生的。

 回想起来,中野重治和渡边一夫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以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大步前进,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错不了的。而且通过这一想象,我对于他们共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年轻的人们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才写了这篇文章。

 此次中国之行,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北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博物馆的时候。青年们常常念诵的裴多菲的诗句,我看到鲁迅也引用过,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这个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1932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选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这里。他也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是竹内好译的。“我开始写小说是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但是老实说,我对‘文学革命’还没有热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凯炮制的阴谋和张勋复辟的阴谋,看了其他许许多多,完全怀疑了,失望之余非常沮丧。今年,民族主义文学家在某小报上写道:‘鲁迅深表怀疑’。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目前就怀疑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义文学家,谁也不知道今后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也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极其有限。这想法给了我拿起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觉得这么谈的鲁迅才是最值得记住的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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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
1935年,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现行宪法颁布之时成为新制初中第一届学生,他在战后的民主主义下度过少年期。 
1954年,考进东大法文科,受到萨特的强烈影响。1957年,向《东京大学新闻》投稿《奇怪的工作》,被平野谦称赞,同年8月作品《死者的奢侈》引人注目。翌年,因《饲养》获得芥川奖,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一起作为新世代作家被认可。1958年6 月在《群像》杂志上发表了最初的长篇小说《剥芽出仔》,小说以战时的偏僻山村为舞台,揭示了少年感化院中的孩子们盼望战争早日结束的心态。 
1963年,有智力障碍的长子大江光的诞生和对原子弹受灾地广岛的访问,改变了大江的文学和人生。他从这个两个体验出发,以“鼓励人的文学”作为写作目标,《个人的体验》发誓“跟弱者的共生”,《广岛札记》体现“反核·无核”精神。其它代表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游戏》、《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等。1994年,成为川端康成之后日本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暖雨〔2007年05月17日掲載〕

作家 | 岛崎藤村

 进入二月,下起暖雨了。

 这是一个霾阴的日子。空中低浮着灰色的云。打下午起,就下了雨,使人骤然感到一股复苏的暖意。这样的雨,不接连下上几场,是难以治愈我们对春天无比饥渴的强烈感情的。

 天上烟雨空濛,我看到行人们打着伞,湿漉漉的马儿从眼前走过。连房檐上那单调的滴水声,听起来也令人心情高兴。

 我的一直蜷缩着的身子开始舒展了,我感到说不出的快慰。走到庭院里一看,雨点洒在污秽的积雪上,簌簌有声。再来到屋外一望,残雪都被雨水溶化了,露出了暗灰色的土地。田野渐渐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呈现出一副布满砂石和泥土的面容。

 蔫黄的竹林,干枯的柿树、李树,以及那些在我视野之内的所有林木,无论是干和枝,全被雨水濡湿了。像刚刚睁开眼睛一般,谁都想用这温暖的春雨洗净自己黝黑而脏污的俭孔。

 流水潺潺,鸟雀聒噪,这声音听起来多么舒心!雨下着,这是一场连桑园的树根都能滋润到的透雨哩!

 冰消雪解,道路泥泞。在冬天悄悄逝去的日子里,最叫人高兴的是那慢慢绽放幼芽的柳枝。穿过树梢,我遥望着黄昏时南国灰色的天空。

 入夜,我独自静听着暖雨浙浙沥沥的声响。我感到,春天确乎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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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崎藤村:
(1872—1943)日本作家。本名春树,别号古藤庵、葡萄园主人、六窗居士等。出生于长野县木曾马笼没落的地主家庭。16岁进入东京明治学院,接受基督教洗礼。1893年与北村透谷等人共同创办《文学界》杂志社,并在该刊上发表诗和散文。1896年,赴仙台任东北学院国文教员,并致力于诗歌创作,先后出版了《嫩菜集》、《一叶舟》、《夏草》三部诗集,成为近代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1899年,藤村到长野县任小诸义塾英语和国文教员,出版诗集 《落梅集》,文学创作也由诗歌转向散文和小说。1906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破戒》,作品主题在于抨击明治社会野蛮的封建身份制度和腐朽的教育制度。接着,他以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为依据,创作了《春》 (1908)、《家》(1910—1911)、《黎明之前》(1929—1935)等小说,藤村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虽然被认为是自然主义作家,但他的主要文学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童话、书简等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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