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图书馆读《范伯子诗集》，无意间翻到范当世先生赠日本嘉纳治五郎的诗。
诗为：
日本嘉纳治五郎，以考察中国学务来江宁，余方营通州小学校，故于俞观察席上多所请质，而感君来意，甚悲甚惭，即席为二诗赠行，并因挚父先生游彼国未归，附声问之

　　吾曹所学真安用，泪眼乾坤见此儒。
　　不信愚心生作梗，虚烦热血走相输。
　　青山一角方联社，碧海千层欲化涂。
　　指点扶桑问君处，倘缘风便一相呼。

当时并未特别留意，后来南通师院（现并入南通大学）姜光斗先生的《同光诗派中的翘楚——范伯子》，才发现此诗及其反映的时代场景具有深远的意味。

1902年7月21日至10月17日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担任东京高师校长及弘文馆（清国留学生补习学校）校长的嘉纳治五郎在北京、上海、武昌、长沙、南京等地对中国的教育情况进行了考察。
范先生即是在他访问南京时，在地方官的宴席上与嘉纳治五郎相见的。

诗歌标题极长，可以当成小序，挚父先生指的是其朋友吴挚父，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大学者吴汝伦，彼时正于东洋考察学习，后著有《东游丛录》。

1、当时中国正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利、维新变法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凡有国家意识的知识分子都是心急如焚、坐立不安。范先生一向主张革新政治，“颇主用泰西新学以强国阜民”，由于仕途不顺利，便全心致力于地方教育，通州小学便是其身体力行的产物。

2、日本是当时的亚洲新秀，范先生对这个邻国自然很感兴趣，才在坐席上一再地请教嘉纳治五郎。

3、国势衰弱，世道混乱，相比之下，让范先生又“又惭又悲”，这种况味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新鲜。

4、这时中国传统读书人那种特有的自责心理也出现了，就是追问自己所学在所学层面上的究竟有何意义。“吾曹所学真安用，泪眼乾坤见此儒。”——这就是所谓的“大哀恸”了。

5、诗中尾联则透出了民国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国持有的亲近感，也许他们更喜欢以地缘的文化的眼光来看日本，从而把它当成自己的兄弟国家。但日本在后来的侵略战争中，破碎了中国人的这种亲近感。

作为教育家的嘉纳治五郎，这时已经创立了日本柔道。柔道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范当世先生是清末同光体代表诗人、桐城派后期优秀散文家。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以马军五虎上将之一“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属之，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则以“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属之。

(易播乐博客)